大喇叭
文/王昌元编辑/磐石
中秋节后的一个早晨，我漫步在包河岸上的树林里，望着老父亲和我亲手培养的马褂木、红叶杨、光皮树，心情像羊群在草坡、月光在树梢，明快，清朗。
突然，本村和邻村的大喇叭此起彼伏地响起来，播出的内容都与市场信息有关：推销种子化肥的、收购粮食特产的、发布招工信息的，还有一大喇叭正吆喝叫人买豆腐脑哩……
对大喇叭，我是有特殊记忆的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当时乡政府的指令性工作比较多，春抓植树种棉，夏抓治虫田管，秋抓要粮催款，冬抓社会治安。大喇叭是乡政府重要宣传工具。广播响，干部讲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。
有一个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姓黄，每天早晨大喇叭里东方红歌曲过后．开广播会成了他的专场，他开广播会可能有瘾，常常一开就是几个小时，有一次广播员有急事，就把转播机悄悄关掉离开了，不知情的黄主任对着麦克风自讲自听整整吼了四个多小时。
有一次，乡里新调来的由书记准备开广播会，让黄主任打个前场，谁知黄主任刹不住车，一下子讲了一个半小时，包括田书记准备讲哪几点内容都介绍了一番。让田书记讲时，田书记生气地挥挥手：你都讲完了，我没啥讲的了。有人形容说，黄主任见了麦克风，就像饥饿的婴儿见了奶瓶一样动情和执着。一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特别是撤乡并镇以后，镇里到各村的大喇叭不能统一了，这就给村干部开广播会创造了一个平台，有人说，村干部的家最好找，门口有大喇叭的就是，有一个大喇叭的一般是自然村村长，有两个或两人以上的是村主任或村书记。
那时村干部开广播会大都是迎接计划生育检查。有一次阜阳市检查组来到某村时，某村的村书记正在利用大喇叭撵超生户．造成不良的影响。后来有的村干部和超生户约定，只要听大喇叭里播豫剧朝阳沟，就是上级计生检查的来了，要抓紧时间躲起来。
记得我还亲自处理了一起因大喇叭引起的上访风波。那是年上半年，马庄村支部书记马大学利用大喇叭开广播会，会中大话、粗话、脏话让对立面的人抓住把柄，三辆四轮车拉满上访人员堵住镇政府大门，提出三个要求：一是必须把大喇叭从马大学家搬走。二是要撤掉马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职务。三是必须逮捕马大学。当时前两个条件镇主要负责人都答复了，后一个条件不能答复也不可能答复。结果上访群众由上访变成闹访，十多名妇女到镇政府院中，边骂边敲各个办公室的门，甚至不准工作人员离开，一直闹到下午两点多钟，镇主要领导要上县里开紧急会议，上访户拦住不让走。这时，作为党委副书记的我主动请缨，全权处理这个事情，并表态出了问题我负责。
我找来镇政府所在地的郑书记面授机宜。郑书记性情直爽，为人朴素正派。我把上访人员集中到镇政府大院外的空地上，然后让郑书记给他们讲话，上访人员见郑书记穿得太寒酸，几个齐吼道：“从哪里来的捡破烂的，给我们讲什么话”。围观的群众不干了：“这是我们德高望重的郑书记，怎么是捡破烂的，真是废话”。边说边上前要讨说法。闹访人员见势不妙，十分钟不到就溜完了。
大喇叭，你见证了时代的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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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昌元，男，年出生,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涡阳县作家协会主席。已在各类报刊、电台等媒体发表散文、小说等六百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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